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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烏托邦”與“另一個世界”
“他們正在很有意識地生活著，重建著自己的國家，也‘重建’著自己。”——《紐約時報》記者詹姆斯?賴斯頓
1966年初，法國《十字架報》報道說：“毛澤東的共產主義中國是世界上最廉潔的國家”，“全中國都處在一種嚴守道德的氣氛下。那里不再有縱欲放蕩的娛樂場所，不再有引人墮落的因素”。
當法國記者羅伯特?吉蘭1937年第一次到上海時，那里交通擁擠的情況可比紐約，但1955年他再訪上海，覺得“小汽車的絕跡表示中國在新政權下倒退了一大步”，而1971年，他第6次到上海，寫道，“這一次我相信我抓到了問題的實質：既不是倒退也不是落后，而是拒絕?！?/p>
上海這座中國最大的商業(yè)城市，沒有廣告招牌，沒有霓虹燈，沒有資本，更重要的是，沒有色情和酒鬼。羅伯特?吉蘭一個月后到香港，才能衡量兩個世界的巨大區(qū)別：一邊對于性極度持重，另一邊則任由色情泛濫。
“在這一經過共產主義消毒的城市中，另一個世界正在形成?！绷_伯特?吉蘭寫道。
不止浪漫的法國人如此，1972年尼克松訪華前后，到達的大批美國記者們，似乎也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?！笆聦嵤?，對于‘文化大革命’，最有經驗的美國觀察家們一無所知，沒有新聞報道。”哈佛大學的漢學家費正清評價說。
那時，美聯(lián)社東京分社社長約翰?羅德里克報道的乒乓外交正在轟動世界。他說，“尼克松將看到的中國，貧窮，但有志氣；純潔，但無產階級化；它滿懷豪邁的民族感情。”
在羅德里克眼中，紅色中國最大的成就在于，“他們竟把七億多中國人養(yǎng)活了”，而另一個巨大成就是，“街道潔凈如洗，蒼蠅幾乎絕跡，沒有污泥、垃圾、紙碎，連人的本身也顯然干凈整潔?！彼J為，尼克松可能請教周恩來如何解決吸毒問題。
羅德里驚訝于1971年的中國人能達到的罕見的一致。“每一個人都似一部大機器里的一顆螺絲釘，發(fā)揮著人們看不見的、微小的作用，使大機器順利地運轉?！?/p>
“中國的每一個人——從走出廚房來接受我們的稱贊的廚師一直到總理——說話時用的詞匯完全一樣。”《芝加哥每日新聞》副經理戴德蒙說。他的文章在《紐約時報》上連載。他試圖說服讀者，以下發(fā)現(xiàn)并非意識形態(tài)因素，而完全是“中國人民的魅力”所致：中國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，顯著的；中國人吃得很好；農田耕作得很細；住房有了很大的改善；工資是低的，但是物價也低；有存款的工人多得驚人，以及平等的社會保障。《華爾街日報》記者也看到“一個獨立自主、自力更生的國家的形象”。
崇尚個人主義的美國人，試圖理解中國人的集體主義境界?！都~約時報》副社長詹姆斯?賴斯頓認為，中國最明顯的特征是朝氣。“他們正在很有意識地生活著，重建著自己的國家，也‘重建’著自己?！?/p>
外國人還參觀了改造干部的“五七”干校?！度A爾街日報》外事記者羅拔?基特利寫道，“在山西省，只有0.7%的黨員由于腐化、蛻變，而被清除或勸退——很難說是一個大規(guī)模的整肅?！?/p>
就連“藍螞蟻”也有了另一番解釋。《紐約時報》副社長詹姆斯?賴斯頓寫道，“女子絕對沒有化妝，雖然她們養(yǎng)育出世界所有民族中最龐大的人口，但多少隱藏著自己的胸部。同今天西方世界的暴露性時裝比較，他們的服飾很純潔、很一致而又古老，但這里包含著一種巨大的美和風采。”
學者周寧發(fā)現(xiàn)，正是尼克松訪華，將西方美好的中國形象在美國推向高峰?！爱敃r美國讀者們都在想象他們的總統(tǒng)前往訪問的是一個無私無畏的民族，平等幸福的國家。沒有人還愿意聽巴克利重復的1950年代邪惡中國的陳詞濫調?！?/p>
“批判”與“新開端”
“被毛澤東的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經濟崩潰、精神荒蕪的中國，如今正希望到2000年將中國建成一個相對現(xiàn)代化的，有一定世界經濟與軍事實力的國家……”——《時代》周刊
1970年代初到中國的外國記者迅速增多，他們幾乎都相信“文革”在1969年已經結束。中國特別邀請外國客人到中國去看革命成果，這導致大量著作的出版。
但是，幾乎一夜之間，中國的美好神話突然破滅。在中國，至高無上的毛主席走下神壇。
比利時人西蒙?雷斯1974年出版《中國的陰影》，“這是一項使地球上最聰明的人民淪為白癡的龐大工程……”他列舉了階級斗爭互相揭發(fā)和批判的殘酷性。
北京失去了城墻、城門和主要街道上的牌坊，在雷斯的眼中，它成了“一個被扼殺的城市，一個外形被毀損的幽靈。但它一度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”。
學者周寧研究發(fā)現(xiàn)，自70年代中期中國形象開始“惡化”，從經濟角度，“三年自然災害”解構了“巨大的物質進步成就”的神話，文化大革命真相的暴露又解構了“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質樸”的神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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