饒宗頤對“緣”的解釋不是完全被動的：緣是外面的條件，你自己有某種內在的條件可以同外緣結合，能夠配得上的就會能夠搭得上，要不然也搭不上，因為你的條件和它的條件不合，它沒有需要你，所以說緣要內外兩方面的結合。我碰上很多緣，自己也不大明白為什么會這樣子。
文氣“熏蒸” 書海翻波廣尋知
饒宗頤治學，涉獵領域很廣。季羨林先生曾將饒氏的學問分歸八個門類，后來鄭煒明先生更是添加補充，細分為十五類。儒學、道學、佛學，詩、詞、文、史，目錄、考古、敦煌學，音律、書法、繪畫、甲骨文，饒公樣樣都有研究；時間跨度更是驚人，從上古到明清，幾乎每個朝代都有涉獵。
哪來的這么廣泛的興趣、這么旺盛的精力？
饒宗頤的回答是：得益于從小文化空氣的“熏蒸”，正如林語堂所言；學問是像熏火腿一樣“熏”出來的。我小的時候，上正規(guī)的學校成了“副業(yè)”，我自己還有一個很大很廣的閱讀范圍。我有兩個基本的知識基礎，第一個是中文基礎，寫作的基礎。家里從小就訓練我寫詩、填詞，還有寫駢文，寫散文。我是跟父親、跟家里的老師學習的。年齡很小時，我就懂得怎樣把文章寫得舒暢些、雅一點，也知道該用哪種文體寫哪類文章。這一點在今天是很不容易做到的，很多大學中文系都沒有這種訓練，但我是很小就經過了這樣的訓練。這是一個基礎條件。第二個是不受限制地讀書，廣泛積累的基礎。我家里有那么多書，我整天在看，把讀書當成了玩耍，用的時間比在學校上課的還多。在那個小圖書館里，我可以一邊享受，一面玩，懂不懂就在那里面逛。因此，中國書的基本種類，我老早就了解了。對歷史更是早就爛熟于胸。我早年念《史記》，背《史記》，有好幾篇我今天還能背出來，像《秦始皇本紀》那么長，我當年也是背的。《資治通鑒》，因為年齡太小還看不懂，我就看《綱鑒》。整個中國歷史的編年，我都能夠知道，先后不會搞亂，這個史學基礎，我很早就打實了。
饒公說，還有個義理的問題。中國人常講的義理，就是基本的思想邏輯和它的演變的軌轍，在無拘無束的學習環(huán)境下，我從小就養(yǎng)成了獨特的學習習慣和方法，以后我會“喚”出來用于做各方面的學問。
幾十年中，誰對饒公做學問的影響最大呢？
他不假思索地說：“一位印度人。他是一個律師，一個大大的學者。印度話的‘大’是‘馬哈’，他是‘馬哈馬哈’學者。他寫了兩套書，其中一套是印度的文化史。不像一般的文化史只是羅列事情，他把每個概念都窮追到底，追到源頭，給人非常透徹的感覺，不是淺嘗輒止、半通不通。幾十年前，我見他時，他已經90歲了。他的治學精神和方法，令我震動，以后我也是這樣‘朔源’不已，然后再‘緣流’而下?！?/p>
求“闕”窮追 甘以有限探無涯
治學的博與專，是一對矛盾，很難兼得，但饒公做到了。在一些領域，他占據(jù)了開路人的地位。例如，他的《殷代貞卜人物通考》，震驚了國際學界；他的《梵學集》，也開辟了該領域中國學術研究的新天地。為了達到“?！保埞活櫼磺械亍巴镢@”。像梵學，為了品到“原汁原味”，他硬是從40多歲開始埋頭學習梵文，一學幾十年，可以朗朗而讀。饒公說，我的梵文是與一位印度學者“換”來的。50年代末，那位在內地留學過的學者提出向我學《說文解字》。我正好想用功學學梵文，于是與他講了條件：用《說文解字》交換梵文。此后幾年間，我們互為老師，都學到了想學的東西。
對不求甚解，饒公一向非常反感，他忿忿地說：有些事真讓人不可想象、不可理解！比如，中國人接受印度的文化，倘若以佛教傳入為起點，有兩千來年了，可到現(xiàn)在還沒有有關印度最基本文法、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文法專著的中文全譯本！德文、日文的都有，就是沒有中文的。這是為什么呢？研究印度，連起碼的工具都沒有，怎么可能“深山探寶”呢？饒公在《梵學集》里專門對這一歷史性缺失問題做了研究和論述，認為與玄奘對該書作者巴尼尼的偏見有關，而唐以后，人們就因為玄奘罵過巴尼尼，連他的著作也不愿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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